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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茨霍恩数学家,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

发布在足球2 年前 文章来源:天下足球网 作者:留不住的人莪送迩走

一、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而数学则不需要

哈茨霍恩数学家,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

哈茨霍恩数学家,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

我在这里捍卫的观点是(我认为这也是皮尔士的观点),形而上学需要以逻辑学为基础,而数学则不需要。根据皮尔士的观点,形而上学非常依赖逻辑学。不了解逻辑规则的形而上学家必定会误入歧途,因为他很容易痴迷于自己辉煌的思辨。有意思的是,正是出于保留这种辉煌的思辨的需要,才促使皮尔士对数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数学不应该以逻辑学为基础,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对数学家来说将是一种过分的限制,并因此阻碍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数学不需要逻辑学。的确,逻辑学可以为数学家提供有趣的资料,但是量子力学、象棋规则和柯尼斯堡的七座桥(seven bridges of Knigsberg,一种数学难题——译者注)也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数学并不依靠逻辑学来确保自己推论的正确性。我们将表明,在与逻辑学的关系上,数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由这两门学科所犯错误的不同直接造成的,而这些错误是由两门学科的不同性质导致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实证科学,逻辑学也是,但是数学不是实证科学。

为了进一步证实和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数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关系作一番广泛的探讨。为了很好地领会皮尔士对形而上学、逻辑学和数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了很好地领会在这方面他与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我们将首先简要地考察一下奥古斯特·孔德对科学的划分,在皮尔士的时代,孔德对科学的划分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标准观点,如果不是一种范式的话。接下来,我将大体上介绍一下皮尔士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指出皮尔士与孔德之间的区别。在对这些背景知识作一番勾勒之后,我将详细地叙述皮尔士所理解的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论证,为什么形而上学需要逻辑学,而数学不需要,另外,我们还将表明,数学和逻辑学在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上有什么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皮尔士对科学的划分是对孔德在他的六卷本《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以后简称《教程》)中阐述的科学划分的回应。因为不满于对不可观察的和不可证实的原因的解释,孔德将实证哲学(或者实证科学)严格限定在对现象的描述上。如同他在《教程》中所说的那样,“直到最终进入一种实证的状态,人类的心灵才不再徒劳无益地探索绝对的观念、宇宙的起源和归宿,以及现象的原因,并将自身应用于对它们的规律的研究上,——也就是说,应用于对它们与连续性和相似性的永恒关系的研究上。”(注:《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第2卷,哈里特·马蒂诺译,伦敦:约翰·查普曼出版社,1853年版,第1—2页。自此以后,该书将用PP来指代,冒号前后分别代表卷数和页码。)

在对实证哲学进行了这样的一番界定之后,孔德接下来将科学化分为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两种形式。第一种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我们所接触到的现象中所存在的规则(或规律),第二种科学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些规则如何被应用于特殊事例。根据孔德的方案,抽象的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其中每后一种科学都依赖于前一种科学的原则。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生物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它依赖于生物学的发现;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理客体,因而它依赖于物理学的发现;而物理学探讨的是能够被计算、被排列和被度量的对象,因而它依赖于数学的发现。

这样,在孔德看来,数学就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它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同样单纯地关注对现象的描述。孔德认为,几何学和力学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它们像其他科学一样,是以观察为基础的,尽管通过对现象的极度简化,它们也能够被系统化,从而达到一种更为完美的程度。”(PP 1:33)孔德继续论证说,几何学和力学所研究的现象“是所有现象中最一般的、最简单的和最抽象的——这些现象不可还原为其他现象,它们也完全独立于其他现象。”(PP 1:33)因此,在对科学的分类中,几何学和力学应该被放在第一位。

孔德之所以这样安排数学在科学中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实证主义观点,一部分是出于他对数学本质的看法。对于孔德来说,数学是一种度量的科学,或者说,既然每种度量都会转化成为数,因而数学是一种有关数的科学。在《教程》中,孔德解释说,数学的对象是“对数量的间接度量,它试图根据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精确关系来确定彼此的数量关系。”(PP 1:38)由于数学是有关度量的最一般理论,因而任何对能够被度量的现象的研究都要依赖于数学。如同孔德所说的那样,“任何研究都会最终归结为数的问题。”(PP 1:42)

孔德将数学划分为具体数学和抽象数学两种形式。对于孔德来说,具体数学中所得出的结论仍然要依据所考察对象的性质,因而对象不同,结论也会不同。相反,在抽象数学中,结论完全独立于所考察的对象。比如,在具体数学中,两个雨滴加在一块得到的仍然是一个雨滴,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雨滴。相反在抽象数学中,一加一总是等于二,无论我们是将两个雨滴相加,还是将两件雨衣相加。

孔德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对他来说,数学是一种实证的或经验的科学,它以最抽象的方式思考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假定实证科学把现象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似性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那么,在孔德看来,由于数学恰好适合于量化这些关系,数学就成为了“整个自然哲学的真正基础”。(PP 1:32)

与孔德不同,皮尔士认为,数学不是一种实证科学。实际上,皮尔士正是通过严格区分了数学和实证科学,而开始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对皮尔士来说,实证科学是那些对事实问题做出论断的科学,也就是说,实证科学试图发现那些推理所无法独自预见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皮尔士和孔德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皮尔士看来,数学不是一种实证科学,因为它并不关注实证事实。相反,数学仅仅局限于从完全假定的解释中得出必然的结论,而毫不关心这些解释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的事物。

实证科学中最为基本的是哲学,而皮尔士将哲学从专门科学中区分出来。各种专门科学,比如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要求专门的背景知识和专门的设备,而哲学研究的是那些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实在的各个方面。皮尔士认为,哲学“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事实的更为广泛的考察和比较,对于每个成熟的和健全的人来说,这些事实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在场的。”(EP2:146)(注:《皮尔士精要》,皮尔士编辑项目编著,布卢明顿,1998年版。)哲学不需要专门的设备、技术和背景知识。

皮尔士又将哲学细分为现象学(皮尔士称之为phaneroscopy)、规范科学(美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现象学研究的是我们在诸如感知、推理和做梦时呈现在我们心灵中的一切现象。规范科学则是将这些现象与某种理想联系起来。对美学来说,这种理想就是美,对于伦理学来说,这种理想就是善,而对于逻辑学来说,这种理想便是真。最后一种哲学形式即形而上学,它试图阐发一种对宇宙的总体观念,以便为各种专门科学提供某种基础。对皮尔士来说,形而上学非常接近于世界观(Weltanshauung)。与孔德不同,在皮尔士看来,形而上学是一种实证科学。在形而上学之后便是各种专门科学,皮尔士将这些专门科学大体上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数学如何与包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在内的实证科学相关联。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试图使数学建立在逻辑学、形而上学、现象学甚至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为了了解这些观点,让我们简要地对它们作一番考察:

1.数学应该以逻辑学为基础,这是逻辑主义的核心主张。根据其严格的阐释,逻辑主义坚持,数学的公理可以从一套原始的、纯逻辑的公理中演绎出来,数学实际上是逻辑学的一种合理延伸。也有人持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例如)认为只有数的理论奠基于逻辑学之上。(注:参见苏珊·哈克:《皮尔士与逻辑主义:初步说明》,载《皮尔士学会通讯》1993年第29期,第33—56页。文中,苏珊·哈克将皮尔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逻辑主义者。另外,参见内森·豪泽:《论〈皮尔士与逻辑主义〉——对哈克的回应》,载同期《皮尔士学会通讯》,第57—67页。)然而,甚至在一种非常直观的层面上,数学也似乎依赖逻辑学,因为任何数学的证明都似乎依靠逻辑学来确证自己的有效性。

2.有人认为,如果说一切事物都奠基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话,那么数学应该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形而上学常常被看作是对第一原则的研究,或者根据另一种观点,形而上学是对存在的最为抽象的研究。根据第一种阐释,数学原则或者说是第一原则,因而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数学原则是派生出来的原则,因而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根据第二种阐释,由于数学对象属于某种存在物,因而形而上学被看作是数学的基础。

3.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将现象学看作是数学的基础。如果说现象学是对呈现在我们心灵中的现象(无论是真实的现象还是虚假的现象,比如,梦境也属于现象)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数学对象也属于某种现象学的对象。

4.最后,也有人认为,由于数学是一种精神的产物,因而它应该以心理学这门具体科学为基础,而心理学是研究精神的运作方式,研究它的能力和局限性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数学问题上坚持心理主义的大部分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们(不言而喻地)将一种逻辑学上的心理主义和另一种认为逻辑学是数学基础的观点结合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后一种观点也就会蜕变为第一种观点。

为了考察皮尔士是如何看待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的,我将首先详细地描述,在皮尔士看来,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分别代表了什么。然而,由于它们都被皮尔士看作是科学,因而,我们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皮尔士对科学的理解。

对于皮尔士来说,科学并非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总体,也不是一种被称为“科学方法”的特殊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应该是某种态度,也就是说,科学是“某种对知识的忘我的、审慎的和终生的追求;是一种对真理的献身,而所谓的真理,它不是那种人类当下看到的真理,而是那种它还无法看到的真理。”(R 1126:08)(注:所有对皮尔士哈佛手稿的引用都根据罗宾(Robin)的目录数码,后面是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实用主义研究院所设置的页码。页码相当精确地反映了《皮尔士论文集》中手稿的顺序,这里所说的论文集指的是33盘缩微胶片(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图书馆,1963—1970)。另见理查德·罗宾:《皮尔士注解目录》(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如同皮尔士在其他地方所表述的那样,科学不应该是“某种已经被确认的真理的系统汇总”,而应该是“科学倡导者的科学活动”(R17:06)。因此,在皮尔士看来,“科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追求科学的人出于某种真诚的欲望,试图发现问题的真正答案。在一种更为有限的意义上,科学仅仅指的是那些单纯追求真理的活动。这样的话,侦破某宗谋杀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但是,它不属于那种有限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对真相的探索是出于某种较为次要的目的,也就是说,它不过是想通过发现凶手从而确保正义的实现。

皮尔士对数学的界定起始于他父亲所下的定义,他父亲将数学定义为“推演出必然结论的科学。”(注:本杰明·皮尔士:《直线结合代数》,华盛顿特区,1870年版,第一节。)在1895年左右,皮尔士谈到了这一定义和他自己的定义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所提倡的定义与我父亲的定义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仅仅在于,在我看来,数学不仅包括从假设中演绎出结论,而且还应包括对假设的架构。”(R 18:02)不必说,架构假设与证明定理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皮尔士对数学定义的引申符合他对科学的一般看法,在他看来,科学是那些被发现问题的真实答案的欲望所驱使的人们的活动。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数学便是数学家的所作所为,而数学家的活动绝不仅限于推演必然的结论。推演必然的结论最多只是数学的一部分,皮尔士敏锐地观察到,有那么一批有才华的和颇有影响力的数学家,它们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糟糕,而且那些颇有力量的数学观念长期得不到证实,或者说,作为这些数学观念基础的证据后来证明是虚妄的,甚至当时就是虚假的。

为了确定皮尔士对数学的定义,我们不妨略微回溯一下历史,看看数学是如何与实证科学相联系的。对于皮尔士来说,作为一种理论科学的数学要落后于作为实践科学的数学。在似乎是《数学的新原理》的草稿文本中,皮尔士说:“数学家的任务在于获得精确的观念和假设,在初次架构这些观念和假设的时候,他受到了某个实际问题的启发,然后他描绘出它们的因果关系,最后进行概括。”(R 188:02)这样,当物理学家、气象学者或经济学家遇到某个复杂问题的时候,就会叫数学家过来帮忙。皮尔士认为,这个时候数学家的任务在于,“想象一种不同于真实事态的理想事态,与真实事态相比,这种理想事态必须更为简单,但是也不能与真实事态完全不同,从而影响对所提问题的实际解答。”(R 165a:67,着重号为后加)因而,数学就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框架模式,可以把它看作是代表了正在研究的现象;它不是去研究带有一切偶然细节的现象本身,而是仅仅研究这个模式。

通过将科学定义为一种从业者的活动,皮尔士就在很大程度上将科学的划分归结为一种劳动的分工。基于对科学的这种态度,皮尔士认为,数学家最适合于将有关经验研究所产生的实证事实的松散理论,转化为紧凑的数学模式:

经验结果必须被简化和概括,并从事实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完善的观念,然后才可用于数学的目的。简而言之,这些经验结果必须加以修改,以适应数学和数学家的能力。只有数学家才清楚这些能力是什么,因此,架构数学假设的任务必须由数学家来完成。(R 17:06及其后)

那么,一个合格的数学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根据皮尔士的观点,一个合格的数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智力品格,即,想象力、专注力和概括力。皮尔士认为,想象力是“向自己清楚地构想复杂结构的能力”;专注力是“抓住一个问题,将它转化为一种用来研究的便利的形式,弄清楚它的要点,准确地确定它所包含的和没有包含的内容的能力”;概括力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使我们“认识到,乍看起来是一堆错综复杂的事实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和谐的和可理解整体的某个片断。”(R 252:20)(注:这三种智力品格大体上与皮尔士有关观念的看法相一致。如同皮尔士在《心灵的规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三种要素构成了一个观念。第一种要素是观念作为一种情感的内在品格。第二种是它用以影响其他观念的那种能力……第三种要素是一种观念促成其他观念的倾向。”(CP第6卷,第135页,1892年版))在皮尔士看来,概括力是“一个数学家的首要能力,”(R 278a:91)而且也是一项最难获得的技能。皮尔士强调想象力、专注力和概括力,这与那种认为数学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证明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前面我们描述了数学模式是如何出现的,并对数学态度提出了一些看法,接下来我们描述一下纯数学。皮尔士将纯数学定义为“对理想事态的精确研究。”(R 165a:68)(注:皮尔士附带提到,这种有关数学的观念是与他父亲的定义相一致的。他说:“在1870年,本杰明·皮尔士将数学定义为‘推演必然结论的科学’。除了从完满的知识中,我们无法推演出必然的结论,而任何关于实在世界的知识都不可能是完满的,因此,根据这一定义,数学必须无一例外地与假设相关联。”(R 15:11及其后))也就是说,抛开那些推动研究的实际动机,聚精会神地研究模式本身,忽略这些模式与外在于它们的事情的任何关系,不顾研究者的任何动机,而完全单纯地研究模式本身。一般说来,纯数学青睐那些能够从中推演出大量结论的模式。(R 14:29)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受到数钱和丈量土地等行为激发的模式产生了大量的纯数学。

如同对数学和实证科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所表明的那样,在科学中所遇到的现象是数学观念和理论的重要来源。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皮尔士看来,为数学家提供观念的是经验。拿“面”、“线”、“点”、“直线”(皮尔士也称为射线)和“平面”等数学概念来说。根据皮尔士的说法:

几何学的面要比任何一片金箔还要薄,它就像没入水中的石头和在其之上的水之间的缝隙那样薄。几何学的线要比蜘蛛丝还要细,它就像部分没入水中的石头与水和空气之间的裂缝那样窄。几何学的点要比针尖还要小,它就像四个严丝合缝的物体之间的缝隙那样小。……从一条线的末端透视空中的一个点所得到的形象便是一条直线或射线……一个面,无论我们如何滑动和翻转甚至颠倒,它都保持不变,这样的一个面便是几何学的平面。(R 94:56)

因此,对皮尔士来说,数学对象都来源于经验,并根据经验得到精确的界定。然而同时,数学并不关心实证事实,在这一点上数学非常不同于实证科学。数学家将数学看作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他们试图表明,在这些虚构的世界中如何运用其中的规则进行推论。最后,数学假设“是一种纯粹的心灵创造物,它仅仅包括数学家的观念或者梦想,它所关注的只是精确、清晰和连贯。”(R 17:07)

对于皮尔士来说,逻辑学针对的是事实问题,它最关心的是,前提是真实的而结论是否是虚假的问题。在科学研究的语境中,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发现某个事情的时候,这就成为了一种规范科学。我们赞同这样的理论,即,认为前提是真实的而结论是虚假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这样的理论,即,认为真实的前提和虚假的结论能够共存。由于我们如何进行研究是一种自愿的选择,因而这种赞同或反对的态度是一种道德上的赞同或反对。(注:皮尔士:《论文集》,8卷,查尔斯·哈茨霍恩、保罗·韦斯和亚瑟·伯克斯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31—1958年版,第5卷,第130页。自此以后,该书将用CP来指代。)实际上,皮尔士认为,与本能相对的理性能够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这是理性的巨大优势所在。简要地说,不存在我们本能地不信任的本能,但的确存在遭到推理本身谴责的推理。(R 832:02)由于逻辑学在它所赞同的和它所谴责的之间作了区分,它实际上通过一种二分法将命题分成了好的和坏的两种。假如逻辑学的目的是再现某种东西,那么以上的区分就转化成了真实的(好的再现)与虚假的(坏的再现)之间的区分。

因为逻辑学研究好的方法是为了通过推理来发现实证真理,所以逻辑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演绎推理的研究,它还包括对归纳推理和假说推理(abduction)的研究。由于演绎推理能够导致确定的结论,因而演绎推理通常被看作是逻辑学的核心或者推论的范式,但实际上,演绎推理无法单独导致任何实证的知识。因此,对于声称是形而上学或专门科学之基础的逻辑学来说,研究归纳推理和假说推理就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对于皮尔士来说,逻辑学是一种规范科学。拿皮尔士的话来说,逻辑学是“有关如何控制思想的原则的科学,它是为了进行自我控制,也为了获得真理。”(R 655:26,1910)“为了真理”这个短语至关重要,它表明,与数学不同,逻辑学屈从于实在,而且正因为如此,逻辑学是一种规范科学。此外,作为规范科学,逻辑学与诸如箭术科学(研究如何用弓箭最大程度地射中目标的学问)存在根本的区别。箭术科学研究的是射箭的技艺,而逻辑学研究的是推理的技艺。当然,对推理技艺的研究不应该混同于推理技艺本身。而且,对推理技艺的研究不见得会提高一个人的推理能力。实际上,皮尔士对研究逻辑学的好处深表怀疑。在1894年出版的逻辑学著作《如何推理》一书中,皮尔士坦率地说:“在所有科学中,逻辑学产生的思想最为贫乏。”(R 413,p.239)

鉴于以上所描述的有关数学和逻辑学的观点,自然会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乍看起来有以下三种可能的选项:第一,逻辑学的规律源自数学。第二,与第一种选项相反,所有的数学归根结底都源自逻辑学的规律。第三,数学以一种与其他实证科学相同的连接方式与逻辑学相关联。

逻辑学的规律源自数学的观点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数学和逻辑学(起码根据皮尔士的解释)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逻辑学研究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推理,以便使我们的思想与实证真理相符合,而数学对实证真理不感兴趣。这样就很难看出数学如何能够成为逻辑学的基础。有人可能反驳说,逻辑论证至少是数学论证的子集,也就是说,是一些关心实际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可能性的论证,但是,这需要表明,这种子集是如何与更广泛的数学领域相区别的,而且这只有通过介绍逻辑学和数学之间的不同之处才能做到。逻辑学不可能来自任何的数学原则,就它的性质来说,数学不可能在实证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而且,这样的路径也不符合皮尔士对数学的理解,在皮尔士看来,数学是对我们所遇到的现象的某些方面和关系的理想化。只有数学与实证事实有关系才谈得上数学是逻辑这门实证科学的基础。因此,数学只能是一种派生的科学而不是基础的科学。

我们能够反过来,说所有数学都来源于逻辑原则吗?这是逻辑主义者的观点。皮尔士同样反对这第二种选项。这种逻辑主义的观点将会使数学成为一种实证科学,而且也没有恰当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当把数学限制为可以派生于原则的东西,而这样的原则又是用来足以可能地保证我们的观念代表了实证真理。这第二种观点尤其成问题。皮尔士反复强调,实证真理不是数学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再看第三种观点,我认为这也是皮尔士的一种观点。在这里,逻辑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其他实证科学与数学的关系。如同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专门科学求助于数学,以便用较简单的但仍然具有代表性的数学模式来取代复杂的问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科学的数学分支,比如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因此,像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逻辑学家也向数学家寻求帮助。数学家吸收逻辑学家向他提供的材料,力图将它转化成某种理想事态,剔除掉所有的偶然因素,用一种较为简单的关系取代复杂的关系,这种简单的关系虽然是虚假的,但适合于当前问题的解决。接下来,数学家研究这种随后的理想状态,来看看其中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数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他试图对这种理想状态的某些特征作一些改变,看看它能够通向何处。存在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虽然不是在逻辑学中而是在算术中,那便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负1的平方根的确有一个确定的解,这个想法导致了一种迷人的和富有成效的虚数概念。

二、德国吉森大学怎么样

吉森大学,全称吉森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德语: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缩写为JLU),是一所位于德国黑森州吉森的公立大学,1607年由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建立,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3]

1945年以前学校的正式名称一直是路德维希大学(Ludwigsuniversität),以此来纪念这位学校的奠基人[注 1]。1957年,经过战后重建,学校以曾在此工作过的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来命名并沿用至今。

学校所处的吉森市位于黑森州中部,距法兰克福70公里,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其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全德国排名第一[4][注 2]。和毗邻的马尔堡以及诸如海德堡、弗莱堡、蒂宾根、格丁根这样的德国城市类似,凭借着庞大的学生数目以及不设围墙的学校,吉森堪称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1607年的学校徽章,中间头像为学校创办人路德维希伯爵

1957年德国邮政发行的校庆纪念邮票,图中为李比希的实验大楼

应该说,吉森大学的创立不得不感谢当时关于宗教改革的争论所引发的“信仰混乱”的年代。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五世之所以创建这所路德宗的州立大学,正是由于当时邻近的马尔堡大学(成立于1527年)以及黑森州的部分地区于1605年加入了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而那些不愿参与此次运动的新教徒神学家们,只能被驱逐并独自前往吉森,寻求出路,吉森大学(当时名称为拉丁文的Academia gissena)便应运而生,于1607/1608年的冬季学期正式开始教学活动。

由于黑死病的流行和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刚创办不久的学校便不得不面临搬迁的命运。从1625年5月25日至1650年5月5日的近25年间,学校都一直在附近的马尔堡上课。这期间虽也曾于1633年回过吉森,但只短暂停留了12个月。

1787年至1833年期间,会计师、统计学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威廉·克罗默(August Friedrich Wilhelm Crome)来到吉森大学讲学,同时还出任校长和一个叫作“战争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要防止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被法国占领军掠夺一空,因为此时正值18世纪末,学校已经被无情地卷入到了法国大革命战争中。1792年,学校的一些建筑被征用,作为生产武器弹药的厂房[6]。1796年时记录在案的注册学生只有区区30个人,而一度只有其中的5个真正呆在吉森,在此种情况下校方只能无奈的采取停课的措施[7]。

到了19世纪,正是因为有了像威廉·伦琴和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这样的科学巨匠,给学校增添了不少色彩,更重要的是短期内快速提升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纳粹登台,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校受到了极大影响,规模急剧萎缩。1944年12月盟军对吉森的空袭又摧毁了大部分的建筑,即使连主楼都未能幸免于难,在大火中化为废墟。大学附属医院所在的区域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有42栋建筑被炸弹命中并被夷为平地。与此同时,大约90%的文学系的建筑被彻底毁坏。尽管如此,学校仍旧坚持从1945年1月10日起继续运转。但3月14日开始的新一轮轰炸又将目标指向了兽医学系所在的区域,并且还伴随着美军的地面攻势,学校不得不于当日再一次地宣布闭校。6月26日,卡尔·贝歇特(Karl Bechert)接过了校长的重任并马上着手组织学校的重建工作。此时与新成立的“大黑森地区政府”之间的联络实在是相当困难,而且新派驻到学校的美国首长哈茨霍恩(Hartshorne)也对接管这所坐落于吉森的大学表现地毫无兴趣。到1946年3月底,哲学、神学以及法学这三个科系已被迫关闭,而图书馆的馆藏也悉数送给了周边的大学。4月13日,卡尔·贝歇特终于又重返岗位,而策马克(Cermark)则是他的继任者。5月27日,吉森大学以“尤斯图斯-李比希农业与兽医高等专科学校”的身份复课,直到1957年,这所“高等专科学校”才得以重新恢复到综合性大学的状态。

1997年秋天,一股始于吉森大学的抗议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而此次学生罢课行动又被戏称为“幸运罢课”[来源请求]。由于主楼被学生占领,并且不断有学生走上街头,加入示威和抗议者的队伍,使得校方不得不关闭学校达数周之久,直到1998年春天整场风波停息为止。而学生所表达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校方未加大对于硬件设施的投资以及课堂日益人满为患所带来的资源紧张。

根据社民党和绿党联名发起,并于2008年7月1日通过的法案,黑森州境内所有的公立大学从2008/2009年冬季学期开始不再收取学费。[8]此前,在2007/2008年冬季学期和2008年夏季学期,黑森州公立大学曾短暂地收取过500欧元/学期的学费。而各校则会根据不同情况每学期收取少量的杂费,其中包括各种学校管理费以及能够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的学期票等费用。2010年夏季学期吉森大学的杂费为222.45欧元。[9]

下表显示了吉森大学学生数目的发展历史:[10]

截至2009/2010年冬季学期,全校注册学生数和新生数首次分别突破了24000人和4500人的大关。如果从注册学生数来衡量的话,吉森大学是黑森州内第二大高校,仅次于拥有37000名学生的法兰克福大学。[3]

法学系与经济学系校区内的“露天教室”(Open-Air-Hörsaal)

校园内矗立的格哈德·马克斯(Gerhard Marcks)的雕塑作品“嘶啸的骏马”(Wiehernder Hengst)

经过1999年的院系调整,吉森大学如今拥有以下11个科系:[11]

数学与信息科学、物理学、地理学 [7]

农业科学、营养学与环境管理学 [9]

吉森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开设了超过150个专业,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对课程进行了模块化设置,并且按照博洛尼亚进程转换成分段的学士/硕士学制[注 3]。2009/2010年冬季学期全校共有24100名注册学生[1],而最受欢迎的专业则分别是企业管理学、营养学、各师范[注 4]专业以及有招生名额限制的医学专业(含兽医学)。

吉森大学围绕一系列重点课题建立了直属的研究中心,通常科学家们会在其中进行学科交叉的合作研究。[12]

哲学与科学基础研究中心(ZfP),由奥多·马库阿德(Odo Marquard)于1960年代创办[13]

国际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ZEU),成立于1998年[14]

环境安全的生物学基础跨学科研究中心(IFZ),成立于2000年[15]

媒体与互动研究中心(ZMI),成立于2000年[16]

吉森文化研究中心(GGK),成立于2001年[17]

吉森东欧研究中心(GiZo),成立于2006年[18]

此外,吉森大学还拥有以下附属科研机构:[19]

吉森大学野生动物学研究工作组[21]

吉森大学生物心理学与行为医学研究所[22]

吉森大学社会调查与应用研究所[23]

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将吉森大学排在德国第33-39位[25]和世界第401-500位[26]。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年世界大学排名将吉森大学排在世界第501-600位。[27]

作为一所德国高校,吉森大学除了参加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这一传统的欧洲大学间交流计划外,还与世界各地40余所大学签署了合作或者是交流协议,并定期与各校进行学术上的合作交流,或者是教师与学生的互换。[28]

而借助黑森州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良好的州级教育合作关系,吉森大学学生也有机会参与其中的交流项目。[29]

目前与吉森大学展开合作交流的院校包括(部分):[30][31]

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林肯/内布拉斯加州,美国

目前与吉森大学正式签署协议,建立了伙伴学校关系的大学包括:[32]

艾杰大学(Ege University),伊兹密尔,土耳其,始于1970年

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曼哈顿/堪萨斯州,美国,始于1976年

威斯康星大学(同时包括麦迪逊分校与密尔沃基分校),麦迪逊、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州,美国,始于1983年

国立喀山大学(Kazan State University),喀山,俄罗斯,始于1989年

罗兹大学(University ofŁódź),罗兹,波兰,始于1978年

学校四百余年的历史积淀,有不少知名人物曾经在此学习,或是从这里毕业,他们包括:

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化学家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凯库勒·冯·斯特拉多尼茨:化学家

威廉·李卜克内西: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旺加里·马塔伊:社会活动家,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政治家,法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重要人物,前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除了学校的命名者,著名的化学家、“肥料工业之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之外,还有很多学者曾经在吉森大学担任教授,对学校产生过重要影响:

恩斯特·奥托·贝克曼:化学家,发明贝克曼温度计(英语、德语)以及发现贝克曼重排反应

瓦尔特·博特: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科特·考夫卡:心理学家,格式塔学派创立者之一

威廉·伦琴:物理学家,发现X射线,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威廉·维恩:物理学家,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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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政治家,希腊前总理

此外,在吉森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头衔的人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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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法国革命将军,1798年12月17日获得哲学荣誉博士[33],1818年加冕成为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世·约翰

海因里希·弗里泽(Heinrich Friese):昆虫学家,1907年被授予荣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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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帕·埃尔姆(Kaspar Elm):历史学家,1997年获得荣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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